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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互动-法制宣传日特别推荐: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五个案件

“我不知道依法治国是什么,但有个感觉,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就是到了下面,他们(行政部门)不履行。比如找他们办事情,没有熟人,好几趟都办不成功。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上访,原因就是在我们这些小地方,寻求不了法律的公平,所以才到北京去,还是觉得那里有好人,有清官。”

  这是唐慧的声音。她是“湖南永州少女被迫卖淫案”中受害者11岁的乐乐的母亲。她上访,被劳教,提起诉讼,被驳回……她仿佛卡夫卡小说中的K,一个在围绕她的荒城中跋涉的人。2013年7月15日,唐慧终于在二审中胜诉,终结了这场关于案件事实的争论。但是,案件所带来舆论影响和观点争论却没有止息,人们开始探求如何从根本彻底改革官僚形式主义的信访制度。

  那些颇具影响力的个案,一边挑战着人们控制自身所处场所的能力,一边呈现着善法与恶法的太极图。一步一步,推动着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映射出了社会多方的态度、观点,展现了中国法治建设成长的趋势。


  → 生之艰难:用生命换取《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 

孙志刚

  ·典型案件:孙志刚案

  ·案件回顾

  2003年3月17日晚上,刚应聘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任平面设计师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去网吧上网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3月20日死去。

  舆论·评议·影响

  ◇孙志刚案发生三个月后,国务院宣布废止已存在20余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公布施行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舆论认为,从“遣送办法”到“救助办法”,字面的背后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权的肯定。在建设“法治中国”的当下,专家学者表示,这种推动是“非常态”的,值得总结但不可复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说:“事实上,法治事件与推进法治进程是有关联性的,但不是因果关系。在此之前,社会各界已经意识到‘遣送办法’的不足与缺憾,有关部门也在着手制定‘救助办法’。而孙志刚事件恰好与这种趋势相吻合,形成一种助力。”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法治事件推动法治进程,是一种非“常态化”的模式,其中的代价和成本太高了。用一个鲜活的生命换取《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是令人心痛的。


  →冤案之平反:对司法公正提出新的叩问


念斌

  ·典型案件:念斌案

  ·案件回顾

  2006年,福建平潭念家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因为一墙之隔的丁云虾的两个孩子中毒身亡,念斌被指为“真凶”。此后在监牢里,他被四次判处死刑。念斌的姐姐念建兰始终坚信弟弟是清白的,从此踏上了漫漫洗冤路。在她与律师张燕生、专家团队等的努力下,今年8月22日,念斌被无罪释放。念斌案引起舆论轩然大波,也对司法公正提出新的叩问。

  舆论·评议·影响

  ◇念斌的姐姐念建兰说:“希望每个把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人,能带着职业道德、职业良知去做事,每一个人都尽到自己的责任;希望从念斌案开始,事无大小,法律能真正成为我们的守护神。”

  ◇著名律师张燕生指出破坏中国司法公平的祸首“司法潜规则”:“公安部曾提出一个‘命案必破’,当时还有一种思想,叫‘两院配合公安’。本来法院是居中裁判的,是公正的裁判人,而公诉人只是诉讼的一方。如此配合,公安局就是做面的,检察院就是送面的,法院就是吃面的,做什么就送什么、吃什么,不是一个互相监督制约的过程。”她说:“我们希望念斌案的无罪,让更多的冤案能够平反,同时,也希望国家能以念斌案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来解剖反思刑事案件程序中的问题,避免发生类似的悲剧。国家司法机关是国家提供正义的一个主要窗口,平反更多冤案,只能靠国家司法机关真正依法办事。”


  →司法公信力面临挑战,被问责之后该如何取信于民?


时建锋

  ·典型案件:天价过路费案

  ·案件回顾

  为了逃掉高速通行费、多挣钱,河南禹州市一农民购买两辆大货车后,拿着两套假军车牌照疯狂营运,8个月的时间里,免费通行高速公路2361次,偷逃过路费368万余元。2010年12月21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时建锋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200万元,并追缴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该判决引起舆论大哗。2011年12月25日,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重审,两被告涉案金额由原审时的368万元大幅减少至49万元。法院当庭对案件作出宣判,两被告分别被判处七年及两年半的有期徒刑,比起原审被告被判无期徒刑,刑期大幅减少。

  舆论·评议·影响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在河南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时,对“河南农民天价逃费案”进行了反思。他说,“天价逃费案”中,平顶山中院认定事实不清、审查证据不严,草率下判,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他表示,尽管他们对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认真整改,但有的问题仍然存在,个别问题还很严重,“司法不公现象仍然存在”。此案说明一些法院和法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牢固,仍习惯于机械办案、就案办案,不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也暴露出法院管理、法官素质、法官教育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2011年12月16日播出的央视《新闻1+1》节目称,当法院公信力被问责时,如能坦诚地、真诚地去面对这种错误,并且及时地纠正,还正义以本来的状态,反而可以强化司法的公信力。


  →社会舆论的公共责任:“双刃剑”应刺向何方?


邓玉娇

  ·典型案件:邓玉娇案

  ·案件回顾

  2009年5月10日晚,邓玉娇正在野三关镇雄风宾馆的一个包房洗衣服。野三关镇政府项目招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邓某、野三关镇农业服务中心职工黄某酒后,陪他人来“消费”。 黄某误认为邓是水疗区服务员,遂要求她提供“服务”。邓玉娇以自己不是水疗区服务员为由拒绝。黄某认为邓玉娇态度不好,随其进入休息室并继续与之争吵。邓某也参与了争吵。其间,据说邓某还称自己有钱,来消费就应得到服务,等等。争吵中,有人上前劝解,邓玉娇欲离开,邓某两次将其拦住并推坐在沙发上。邓玉娇遂拿出一把水果刀,向邓某刺去,黄某上前阻拦,邓玉娇又刺伤黄某。邓某因伤势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法院最终判决对邓玉娇免予刑事处罚。

  舆论·评议·影响

  ◇隆德县人民法院发表文章称,公众舆论不应该干涉司法,但可以帮助真相浮现,此经验已得到数次验证并逐步成为共识。在真相的揭示过程中,互联网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华南虎年画的发现、“躲猫猫”网友调查团等都是网络凝聚的力量。在这个工具背后,我们更欣喜地看到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个人作为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的权利主体加入到社会事件管理中,主动释放潜能,自觉参与国家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活动。而公民权利意识正是建立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之基。19世纪的政治思想大师约翰·密尔曾说:“一个绝对不能参与政治事务的人,不能称为公民。”

  ◇《南方周末》发表文章认为,公民社会的孱弱导致了社会舆论缺乏稳定的性格,本应在追求正当程序基础上追求实质正义的舆论表达,被单纯的实质正义追求所淹没,它的冒险性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如何有效改善社会舆论,如何使其喷发正义激情的同时葆有冷静的法律精神,存其义气,去其戾气,将是未来中国的一项重要课题。

  ◇2010年7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发布《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09年)》。贵州习水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湖北巴东邓玉娇故意杀人案等一批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被写入工作报告中,最高法称邓玉娇故意杀人案等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邓玉娇案的判决,体现了法律对社会舆论的回应,基本现实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社会公德之缺失,能否依靠立法?


小悦悦

  ·典型案件:小悦悦事件

  ·案件回顾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货柜车碾过。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事件发生的前几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都选择离开。最后,一位拾荒的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小悦悦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重症监护室,脑干反射消失,已接近脑死亡。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

  舆论·评议·影响

  ◇2011年10月18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正式开始介入这一案件的调查,但小悦悦还是在3天以后停止了生命。此间,民间兴起了一股“拒绝冷漠”之风。而最让人欣慰的是,11月28日,《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开始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这部短短1100多字的“微条例”规定,“救助人提供救助行为,除存在重大过失,对救助行为的后果不承担法律责任”,填补了国内公民救助行为立法的空白。

  ◇针对“广东小悦悦事件”,有人提出应该立法惩治见死不救。中闻律师事务所任主任吴革认为,如果立法来确定见死不救的责任,事实上是一个悲哀。现在的立法已经很多了,立法之后能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通过“小悦悦事件”能把每个公民、每个人内心的良知呼唤出来才是根本价值。


----- 结束语 -----

  2014年四中全会将“法治”作为主题,让我们对“法治中国”的未来更加充满期待。

  今天,我们强调个案的力量,因为新中国的法治进程正是在一个个的具体案件中,被一个个具体的法官、检察官、民警、律师、当事人甚至围观群众所推动着。

  你,我,每一个人,都是这场浪潮中的参与者。正是我们的每一次选择,筑造了当下身处的法治环境。隐含在现代西方法律理性背后的文明力量与中国传统的自成体系的法律文化,如今走到了聚焦的冲锋点上,而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言:“要紧的是,我们还可能去建设一个新的文明,这便是希望所在。”这,也是此一场反思赋予我们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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